自贾平凹《秦腔》后，莫言的《生死疲劳》于2008年7月获得了第二届“红楼梦奖”。今非昔比，当下是文学奖风起云涌的年代，获这么一次小说奖已经牵动不了多少人的心，更谈不上引起社会上轰动效应了。
据说这部洋洋50万字巨作只用了43天，真是现代生活快节奏下的高速产物。莫言一直是我所钦佩的作家，在经
《生死疲劳》的题材是莫言所擅长的“农村”叙事，围绕地主西门闹和农民蓝解放一家，描绘了从1950年到2000年整整半个世纪的世事变幻。地主西门闹在土地改革中被共产党判处枪决而心有不甘，他自认一生从未做过违背良心之事，心中充满了怨恨，大闹阎王殿，于是轮回，带着前世的记忆和今生的传奇，为驴，为牛，为猪，为狗，为猴，最终为人。在《生死疲劳》中，莫言充分发挥了他的写作才能，六道轮回的结构，人畜相换的视角，把一个本不新鲜的故事讲述得真假难辨，奇诡虚幻。《生死疲劳》依然秉承着莫言写作上的优势：恢宏的想象力和刁诡狂欢的语言。然而在这些想象和语言的背后，这部备受好评的长篇小说却有着一个无力的能指。莫言此次要讲述的故事在新意上并没有多大的突破：土改，合作社，大跃进，自然灾害，文革，改革开放，这些半个世纪以来神州大地上发生的一件件大事在当代作家笔下已经不厌其烦地一次次描述过。自然，小说重要的不是讲什么，而是怎么讲。曾向外国作家学习并取得成功的莫言，这次目光转向了传统，从古典小说中汲取营养。六道轮回的形式不能说不精彩，然而形式的精彩终究掩盖不了情感的苍白。莫言的狂欢化叙事在承载“生死疲劳”这样沉重的话题时，虽然也显得游刃有余，妙趣横生，却不知幸亦不幸。随着西门闹一次又一次的轮回，他那势将清白捍卫到底，定要沉冤昭雪的怒气也逐渐变得稀薄。如果说刚开始我们还动容于西门闹的抗争不屈，对生命的执著，对真相的追问，那么到了最后，流露的一切皆为命中注定的思想，则令人叹惋。原本阴险狡诈的阎王一转身成为慈悲者，无可奈何于天地无常人皆有命，西门闹也忘却了曾经有过的怨恨与抗争。向来追求生命反抗意识的莫言，此次不知是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还是加入了民间思维的话语，陷入冤冤相报何时了、人间无奈是正道的泥淖。
莫言的小说向来天马行空，幻影憧憧，他描绘过的那个高密乡上空，布满了原始暴力与血腥，浓墨重彩的激情，刺目惊心的杀戮，匪夷所思的魔幻，一切都显得那么生机勃勃，可就是缺少了该有的悲悯与温情。莫言似乎历来不问伦理，不管道德，情由心生，顺天顺地，他赞美的是未经文明驯化的原始力量。所以，在《红高粱家族》中“我爷爷”和“我奶奶”在大片高粱地里野合的场景显得那么天经地义，理直气壮，“最英雄好汉也最王八蛋”的一群高密人，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地实践着爱恨生死；在《檀香刑》中他可以用那么冷静的笔墨展览一桩一桩的酷刑，令人毛骨悚然；在《丰乳肥臀》中一母所生的孩子父亲各异，满足着某种阴暗的欲望心理，孕育生命的乳房与变态，放纵，冷酷，横暴，污秽交织。而到了《生死疲劳》中，莫言依然延续着某种“走极端”特色，作为全书叙事人之一的蓝解放上演了一出“爱美人不爱江山”的爱情大戏，与比自己小20岁的庞春苗演绎出惊天泣地般的爱情，却没能看到这段爱情的感情基础。他的儿子蓝开放承乃父之风，在前途一片光明的情况下疯狂地爱恋上堂妹庞凤凰，亦是缺乏这基础。一个是不计差距的“忘年恋”，一个是无意识下的“乱伦恋”，难道所有伟大可歌的爱情在当代中国作家笔下都非要触犯一下人类的伦理，非要在轰轰烈烈的做爱中才能体会不可？更令人惊愕的是，如此痴情的蓝解放在经历了与庞春苗生离死别，荡气回肠的爱情后，还能坦然接受前妻的姐姐黄互助，与之同居，做爱几十次。这样的叙述到底是艺术的需要抑或满足感官的刺激？
作为全书主旨的“土地”，莫言并没有表现出他原先想表达的对土地对粮食的思考，没有真实把握住当代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六道轮回，轮回的是视角的变化，时间的变迁，还有抗争精神的消失。作品中对和错模糊，善与恶互生，世上仿佛没有了什么公道正义。六道轮回追求来的真相不过是一次对生命价值的嘲弄，一场权威者（阎王）早就设计好的游戏。当西门闹再次轮回为人时，却是患有血友病的大头儿，这个有着先天残疾的蓝千岁是生命力减退的象征。最后一章莫言安排着一次又一次的人物死亡，来势汹汹而又毫无征兆。作家莫不是真的感到“叙述疲劳”了，对待世事沧桑，他似乎失却足够的驾驭能力。至于作品中有关暴力，有关欲望，不乏媚俗之嫌。当性和暴力大量充斥文本，作家沉湎于此却不予以道德评判时，我们不禁怀疑，这样的作品和那些被批的“有色小说”又有多大的距离。
莫言在苏州大学的一次演讲《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中说到，作家千万不要把自己抬举到一个不合适的位置上，尤其是在写作中，你最好不要担当道德的评判者，你不要以为自己比人物更高明，你应该跟着你的人物的脚步走。你要清醒地意识到，你认为对的，并不一定就是对的，反之，你认为是错误的，也不一定就是错误的。对与错，是时间的也是历史的观念决定的。他主张作家不要担当道德的评判者，事实上他的创作印证着他的理论姿态。他究竟是不屑于做道德评判，还是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进行道德批判呢？如他所说，他并不比他的人物更为高明，他笔下的那个世界背后没有一双像鲁迅般审视的眼睛。他只是痴迷于故事的叙述和语言的狂欢，他要传达的是一种传统价值观审美观的颠覆而没有建构。在现实和历史面前他回避了，并没有以严肃真诚的态度去面对。有人说《生死疲劳》是向着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叙事之伟大传统的致敬之书，是小说艺术精神的一次“认祖归宗”。事实上“认祖归宗”只是形式而已，轮回本该是出于执着，《生死疲劳》却难以找到执着。当西门闹放弃了仇恨不再执着时，他才重新轮回为人。当莫言说着“一切来自土地的都将回归土地”时，他并没有建构出一个真正宽容大气的艺术世界，只不过是实践了不是主题的“主题先行”。
长久以来莫言是作为大作家被读者期待的，他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呼声很高的中国作家之一。他创作力十分旺盛，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创作出一部堪称经典的作品。深思其原因，跟他对生活对道德的态度以及当今文坛某种风尚不无关系。老托尔斯泰评论莫泊桑的长篇小说，把作者对待事物正确的、合乎道德的态度看作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的首要条件之一。托翁坚信，写长篇小说的人必须对人生的是与非持有鲜明而坚定的概念，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他认为真正优秀的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个道德家，在他的作品中要做出鲜明的道德批判。莫言在演讲中吐露出的心声则与此相左，他明确表示拒绝道德。这种对道德的抗拒并非莫言一人所信所为，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当下许多作家的集体意识，莫言不过是坦诚地道出了他们文学创作中的真实心态。
我并非无条件赞同托尔斯泰的泛道德化文学批评，当然也不提倡作家首先应该成为道德家，只是看到了作家与作家，乃至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距。诚然当代中国处于价值观念多元的时代，经历了是非黑白颠倒的“文革”，物极必反，不少作家叛逆地喜欢嘲弄道德，莫言竟也身陷其中。80后一代搅得文坛波澜起伏，90后又长江后浪推前浪，自美女作家引起人们极大兴趣，许多作品都跟性有了关联，创作非道德化倾向严重污染了文坛形象。如果说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还隐讳描写“扒灰”、“勾引”，那么当代作家就公然借着探寻人性的名义肆意描写三角恋、同性恋、乱伦，等等。一些读者从中满足了偷窥欲，同时也鼓起了作家的钱包。在他们作品中，文学不再净化灵魂，而是向相反的方向“恶化心灵”走去，浮士德终于被靡非斯特拉到了地狱，一晌贪欢！不少作品比着要沉沦，要欲望，要偷情，要尖叫。作者把这误作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以为这是谁也挡不住的时代洪流。他们不再甘心充当所谓假惺惺的卫道士，不再虚伪地压抑本性。进而嘲笑别人：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还是文以载道的时代？他们要为担负沉重使命的文学减压，放松。文学已经不把道德崇高当一回事了。已经少有作家像托尔斯泰那么吃力不讨好地作堂吉诃德式的批评，像歌德处理《亲和力》那样去处理婚外恋问题，像卢梭思考《新爱洛伊斯》那样去描写爱情和家庭，像普希金那样塑造出那么清新优雅自尊自爱的达吉雅娜。
文学诚然不只有载道一种功用，它还可以交流情感，愉悦读者。然而必须坚持一条底线，虽不屑说教但也不能流毒，交流和愉悦应该有个情感健康的前提。何况这还仅仅是要求平凡作家的最低标准，如果作家立志有所追求，想成就事业，像莫言这样的精英作家，就不应当随波逐流，要有托尔斯泰那样的雄心，对整个人类进行思考，参与有益的精神建设。即使布特莱尔、卡夫卡到近年大写人性的外国作家，谁都没有舍弃心底深处的道德是非。作家需要自己的道德精神和道德体系。王国维曾经说过，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很遗憾，经过解构解构再解构的后现代的今天，一大批作家已沦为写家，他们躲避崇高竟名正言顺。然而又有哪一部伟大的小说不是作者直面现实臧否笔下的作品呢？任何一个想成为大作家的人都避免不了面对心灵，直面现实，褒扬崇高。经典作品的巨大魅力正在于它蕴涵的道德力量。无论它是揭示现实丑陋，还是激励人类理想，均本源于作者深沉的道德观。我们批判文以载道，因为其道出了毛病，道为反动的守旧的当政所用。如果此道有助健康、和谐、进步，则何乐不为？倒澡盆污水不要连婴儿一起倒了。
我喜欢并尊敬着莫言，对余华也持同样的感情，然而这两年在相继读了他们的新作后每每感到失望。其实思想倾向的遮蔽并不等于没有思想，道德价值的隐匿也并非不要道德，没有必要“矫枉过正”，谈“道”色变，否定一个极端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历史的沧海桑田带给我们的不只是幻灭，文学要记录的也不仅仅是事件是技巧。我们期望着如莫言般优秀的作家能写出堪称经典的作品，而道德则是其中不可回避的创作之重。
(本文编辑：陈学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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